忙人与闲人

吴  非

有文章谈保养术，说是遇事不能急，有的事，能拖就拖它一下，有的事，能躲就躲它一回。但是作者又不肯明说，应当如何“拖”与如何“躲”。能做出那样的研究，也许作者自己是位能拖能躲的行家，自有一套“混功”，但依我的经验，他那一套“拖、躲哲学”也是一番无奈的叹息。

有人说起一位名人，身有30多项兼职，却应付裕如，每天晚上有饭局，一大早却又能看到他玩太极拳，星期六照样远郊钓鱼，星期天照样小区里打一天麻将。其实说破了也不神秘：不要看头上有30多顶帽子，要细看那究竟是“动嘴”还是“动手动腿”的，如果他的动嘴不过是“我来发表点不成熟的意见”。或者是“这个问题要研究研究”，那么再加几十项兼职也累不坏他的。

有经验之谈，说遇事还是去找忙人，忙人虽忙，能出活；闲人即便闲着，也永远在喊“没有时间”。这虽是实话实情，但结果都很伤人。譬如鞭打快牛，虽不合情，但未必不合理。如果他手上只有快牛可用，其他都是懒牛笨牛，那只能尽可能地使用快牛。懒牛即使被鞭，也不肯多走，笨牛被打了也不知道要走。奈何？所以，只有鞭打快牛。

如今，到处都能看到能人忙得七死八活，庸人闲得无聊无味。说恭维话，那叫做“能者多劳”，——既然你能干，你就多干一点，如果你有十分力气使出了九分，那还算是留了一手，不算尽力尽责。而如果他是蠢货笨蛋，多出了一分力，别人可能就要多一份麻烦，因而只能把他养在那里。——这样的思路，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合理，因为总不能把懒牛笨牛全处理掉吧？但是，凭什么要能人去养活懒人笨人闲人呢，为什么总没有治理改造懒人笨人闲人的坚决措施呢？

快牛为了省出时间喘气，有时不得不走快一些；然而他快了一些，又会被耕夫认为“还有潜力可挖”。很多“快牛”就在这样超负荷驱使下成为伤牛病牛，乃至——死牛。只不过驱使者的思路往往还是换不过来。从个人视角出发，能者是应当“少劳”的，因为他的效率高；能者既已多劳，就应当多得（这点似乎已有政策的保证），如果多劳是为了养活不劳者，那多劳者就处在受剥削的位子上了。用人者在无限制地鞭打“快牛”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向社会作出消极藏拙的暗示，这是一种愚蠢的选择。

鞭打快牛的另一面常常是姑息懒牛笨牛和闲牛。如单位里把“全勤奖”给了快牛；对工作上有过失的，不能让他向隅而泣，于是给“基本奖”；无功也无过的，领“平均奖”，以为皆大欢喜。在中国，哪里看不到这一幕？

会用牛的人，对那快牛爱护备至，如果不加爱护，他将一无所有。因此，他知道要让快牛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他知道要给快牛吃精料，吃饱。懒牛笨牛就吃点杂草也无妨，饿着点也没什么，反正它也不流汗。最蠢的是快牛已经忙得连吃草的时间都没有了，似乎只等累死，而耕夫却在找理由给那群懒牛笨牛慢悠悠地品尝它们的“平均草”。

（选自2011年11月28日《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