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评价是历史评论的重要内容。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因人而多姿多彩，对历史的总结主要是指对人在历史上活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史记》“太史公曰”和《资治通鉴》“臣光曰”中就有大量史论是人物评论。赵翼是清乾嘉时期的考证史学大家，和其他考据学者相比，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有独特的治史旨趣，故自称其代表著作《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这其中有不少议论是关于人物评价的，表现了赵翼不同于其他考据学者的卓越史识。

一、评价历史人物  揭示时代特征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中，而每一时代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征，时代特征依赖于历史人物的活动体现出来。结合时代特征评价历史人物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既评价了历史人物，又揭示了时代特征，避免了就人论人、脱离时代而论人的偏向。赵翼评价历史人物正是把历史人物放在具有一定特征的时代背景之下，把评价历史人物同揭示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因此他的论述历史人物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赵翼在评价汉武帝时，没有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对汉武帝进行全面的分析，而是把他放在西汉王朝鼎盛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选取既能代表武帝时期时代特征，又是封建政治大端的用人、纳谏和刑赏等重要问题，评价了汉武帝的主要功过。这集中见于《札记》卷2， 即通过“上书召见”、“汉武用将”、“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武帝刑法之滥”、“两帝捕盗法不同”5条评价了汉武帝的主要功过。 赵翼通过汉武帝对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等人的信用，认为汉武帝虚怀若谷，大度容人。特别是汉武帝对东方朔的态度更让赵翼再三赞叹。东方朔上书武帝，说自己，“年十三学书，十五学剑，十六学诗，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亦诵二十二万言。今年二十二，长九尺二寸，目若悬珠，齿如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臣也。”汉武帝对东方朔的自我标榜，并没有认为是轻狂恣肆，反而让他待诏金马门。赵翼据此认为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人如不及，宜乎兴文治、建武功为千古英主”。赵翼认为东方朔“如在后世，岂不以妄诞得罪，乃帝反伟之”。他对汉武如此赞扬，可以理解为对后世皇帝不能重用贤才的抨击，也包含赵翼个人的感慨。因为赵翼本人就是因疏慢见忌、伉直被摒的。赵翼搜集了《史记》、《汉书》中卫青、霍去病、韩千秋、李广、公孙敖等人的事迹，表彰汉武帝“长驾远驭，用人不拘一格，使怀才者皆能自达”，而同时又能操纵赏罚，“恃功骄蹇者，挫而用之；畏懦退缩者，立诛无赦”，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赵翼对汉武帝的评价又是放在整个西汉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没有孤立地评价汉武帝。他引用陈平、娄敬等人的传记材料，认为“高祖创业时固以人才为急也”，指出善于用人纳谏是高祖以来的汉家传统，也是西汉强盛的根本原因，这样就把评价汉武帝同总结西汉王朝强盛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使后人对西汉这个时代的理解更加深刻。这是赵翼的学术特色，即考察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它的源流和演变，以几百年的历史作为背景来观察。正因为如此，赵翼的议论大都视野广阔而见解深刻。

    赵翼对汉武帝的评价还有朴素的辩证精神。在“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武帝时刑法之滥”、“两帝捕盗法不同”三条里，赵翼批评汉武帝用人唯亲，谴责他任用酷吏，滥杀无辜。“武帝时诏狱益多，二千石系廷尉者不下百余人。其它谳案一岁至千余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廷尉及中都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又十余万。”由于酷吏横行及其它原因，致使百姓轻于犯法，“盗贼”横行，农民起义不断，攻城邑，掠库兵。汉武帝又错误地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政策，实行沉命法，致使地方官吏畏惧不报，而盗贼愈来愈多。赵翼又把武帝时解决“盗贼”问题的办法同东汉时刘秀的办法相比，指出刘秀的政策是“法稍疏而盗易散”，武帝的政策是“法愈严而盗益多”，并认为“此亦前世之师也”。这样一来，汉武帝的时代特征就更加明显了。

    赵翼对刘秀的评价也是密切地联系东汉初年的时代特征，通过评价历史人物，深刻地揭示东汉初年的重要问题。在“光武信谶书”条里，赵翼考察了谶纬之术的起源，搜集了《后汉书》里的大量材料，指出光武帝刘秀迷信谶书，据谶书以用人行政，“廷臣中有信谶者则登用之；其不信谶者则贬黜随之”，对谶书的迷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等于圣经贤传，不敢有一定致疑”[1]（卷4）。“光武信谶书”条下即是“光武多免奴婢”条，在这里赵翼赞扬了刘秀“加恩于奴婢者，更史不胜书”。他根据《后汉书》里自建武三年至建武十四年的诏书，指出光武帝多次释放奴婢，“光武独为之偏护，岂当时富家巨室，虐使臧获之风过甚，故屡降诏以惩其弊”。赵翼进一步指出刘秀之所以多免奴婢是因为他生长民间，对奴婢的痛苦遭遇耳闻目睹，有着深切的同情，故即位以后多次下诏释放奴婢。

    东汉初年有一重要政治措施是“进文吏，退功臣”。赵翼在“东汉功臣多近儒”条指出，“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帅皆有儒者气象”，认为是“一时风会不同”，是东汉初年的时代特征，也是东汉初年政治对西汉初年政治的一大进步。赵翼进而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刘秀年轻时曾在西汉太学“受《尚书》，通大义”，即位以后，“每朝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因为刘秀“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多近于儒”。赵翼又根据《后汉书》中邓禹、寇恂、冯异、贾复等人的传记，描绘了一幅东汉初年的儒生功臣群像，进一步指出：“光武诸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符和。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 有是臣也”[1]（卷4）。

    赵翼对光武帝信谶书、免奴婢、功臣近儒三大问题的评价，确实抓住了东汉初年的政治特征。赵翼的这一成果被后世的史家以不同的形式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通史著作和断代史著作也是如此。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政治家，尽管这些政治家的功业和大一统时期的政治家无法相比。如何评价这些历史人物，是仅仅根据其功业大小，还是既考虑功业大小，又考虑其政治品德和才能，从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特别反映史家本人的史识。赵翼对这一时期的曹操、刘备、孙权、北魏孝文帝等都有评价，而对南朝陈武帝陈霸先的评价更显示出赵翼的过人史识。他认为陈霸先“起自寒微，数年而有天下”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能用人，赵翼没有全面地评价陈霸先的用人，而是抓住陈霸先“多用敌将”这一特点，指出陈霸先的度量“当时早有以见信于人，故能驱策群雄，籍以集事”。赵翼又引用魏征的评论说他“志度宏远，怀抱豁如，或取士于仇雠，或擢才于亡命。掩其受金之过，宥其吠尧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得其死力。方诸鼎峙之雄，足以无惭权、备也。然则虽偏安江左，固亦帝王之量哉！”[1]（卷12）这里赵翼并没有苛求陈霸先的功业， 而是注意到最能代表其个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多用敌将”的帝王之量。

二、对有争议的人物勇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对有争议的人物如何评价，是人云亦云，随人短长，还是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既需要见识，又需要胆魄。赵翼有一首《论诗》七绝：“只眼须自凭主张，纷乱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2]（卷29）。 赵翼反对矮人看戏，随人短长，主张站在时代的高度，自凭主张。他是这样论诗，也是这样论人。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他总是勇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尽管这些看法可能会违背封建伦常和时贤先圣的定论。

    对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首先要求在评价标准上有突破。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既有道德标准，又有价值标准。单纯以道德标准或以价值标准评价都会失之偏颇。只有坚持道德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皇帝，但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对她的评价贬抑甚多，对其私生活更是如此。赵翼在评价武则天时特别重视其“大端”，又不放过其“小节”，妥善处理大端与小节之间的关系，主张“见其大，识轻重”[1]（卷6）。赵翼没有回避对武则天残忍狠毒的批评，在“武后之忍”条里，赵翼列举了大量的材料，证明武则天杀政敌、杀中外臣僚、杀李氏宗室、杀异母兄侄、杀高宗子孙、杀亲生子女、甚至杀自己的男宠薛怀义，认为“古来无道昏君和英主好杀者”都比不过武则天，她是一位“千古未有之忍人”。但封建社会里许多皇帝的登基都伴随着多少人头落地，千古明君唐太宗也是杀兄弟、逼父皇、娶弟媳、戮侄男，武则天不过是因为身为女主而更显突出而已。在武则天之前，也有“纵欲而杀子”的太后，但都是“徒有武后之失德，而无武后之雄才”[1]（卷19）。 赵翼在接下来的“武后纳谏知人”条里指出“武后之淫恶极也，然其知人纳谏，亦自有不可及者”。他从新、旧《唐书》刘仁轨、王方庆、杜景俭、朱敬则、韦安石等人的传记材料里搜集爬梳史料，说明武则天不仅在论列朝政时能够纳谏，即使对于直陈其淫秽之丑的大臣也能优礼包容，更是难能可贵。赵翼认为纳谏知人是大端，在这方面，武则天能够“独握其纲，不惜官爵，笼豪杰以自助，有一言合则不次用之，不称职也废诛不少假”。“当时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对唐朝中后期政治起了积极的作用，是一位“女中英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武则天的私生活，赵翼超越了封建的伦常观念，认为她身为女主，拥有几个男宠，是“无足深怪”的“末节”。在诗中更大胆地写出了“臣仆不妨居妾位，英雄何必在男身”[2]（卷29）的诗句，这在当时更是难能可贵了。

    评价历史人物要考虑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这是衡量史家见识、水平的尺度。冯道在中国历史上是已有定评的人物。他历仕五代时期的4朝10君，对朝代的更替，政权的丧亡， 君主的进退，从不以为意；自称长乐老人，著《长乐老自序》，叙述自己在各朝所得的勋阶官爵以为荣耀，历来被认为是“不知人间羞耻”的人。《旧五代史》批评他“事四朝，相六帝，何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欧阳修也批评他没有廉耻。与赵翼同一时代的王鸣盛虽然认为五代之际，“国如传舍，君如弈棋，如道之所为者甚多”，但基本上对他是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不智，不知命，《长乐老自序》“阅之令人噱，又令人呕哕”[3]（卷95）。 赵翼并没有人云亦云，随人短长，而是知世论人。所谓知世，就是认真考察冯道所处的时代，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俗、社会心理和价值标准以及时人对他的评价。所谓论人，就是考察冯道此人的事迹、行历，看他在那个时代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特别看他做了哪些别人没有做、做不到的事情，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通过考察，赵翼发现在五代十国天下大乱的年代里，冯道“独能以救时拯物为念”。唐明宗时，连年丰收，冯道劝明宗“居安思危，以春雨过多，劝帝广敷恩宥”。耶律德光入侵中原，百姓生死存亡危在旦夕，冯道以过人的智慧，一语解危。他对耶律德光说：“此时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当时人认为是“一言而免中国之夷灭”[1]（卷22）。后汉时禁用牛皮，有20余人犯禁当死， 冯道力争获免。史圭因铨选事与冯道不和，冯道反而荐他为刑部侍郎。赵翼据此认为五代是一个天下大乱、民命倒悬的年代，50多年里，换了5 个朝代，10几个皇帝，“朝如传舍，君如弈棋”。在这样的变乱年代里向哪个皇帝尽忠，为哪个朝廷持节？又有几个皇帝值得臣下为之尽忠持节？如果用固定不变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未免太过拘执。赵翼通过考察还发现，在冯道所处的年代里，社会风尚亦是如此，全不以历仕多朝数君为耻。像冯道这样的人还有张全义、郑韬。郑韬历事11个皇帝，也是既无官谤，又无私过，无论贤愚都称赞颂扬。而时人对冯道的评价更高，他死时寿至73，时人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在对冯道及所处的时代进行认真研究后，赵翼认为冯道“实能以救济为心，公正处事，非貌为长厚者”，“德望为遐迩所倾服，固亦有由。至于历事数姓，有玷臣节，则五代之仕宦者，皆习以为固然，无足怪”[1]（卷22）， 使冯道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这一观点，获得不少当代学者的认同。（注：南怀瑾在《论语别裁》，葛剑雄在《乱世中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中，也有和赵翼大致相似的观点。）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变法人物，也是受非议较多的人物，连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大骂王安石是一位“肆无忌惮”的小人。一般认为王安石实行新法，引用奸邪，更张法令，以至于导致北宋后期的吏治腐败，招致金兵入侵，二帝北狩，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完全推到王安石身上。赵翼在“王安石之得君”条里认为时人“皆咎王安石为祸”是不公正的，是不知道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原因是宋神宗自命为大有为之君，早有收复燕云失地的大志。“欲用兵必先聚财”，这样便有了青苗法、免役法；“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便任用吕惠卿、章惇等人。赵翼批驳了王安石贻误宋神宗的观点，认为是宋神宗“一念功名之心自误也”，把王安石变法及失败的主要原因作了合理的阐释，指出了宋神宗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咏史》诗中，赵翼更对王安石作出高度的评价：“荆公变祖法，志岂在荣利。盖本豪杰流，欲创富强治。高可追申商，苏绰乃其次。”[2]（卷30）认为他是和商鞅、申不害相媲美的英雄豪杰， 北周的苏绰也无法和他相提并论，指出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想创造富国强兵的治世局面。

    王安石最主要的新法是青苗法，也是受抵制遭反对最激烈的新法。赵翼搜集史料，认为青苗法并不是王安石首创，在觐县实行青苗法时，“民自有利而无害”，因此王安石将之在全国推广。赵翼认为青苗法的失误在于不该把适用于一州一府的政策，不考虑任何条件地强制推行于全国各地。赵翼进而认为再好的政策也要由操守廉洁的人来执行；如果由德薄才缺、一心谋私的人来执行，再好的政策也会变得百弊丛生。赵翼对人与制度、政策之间辩证关系的探索是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的指导意义的。综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因为用人不当而导致变法失败的又何止王安石。在这里赵翼评价历史人物，是就事论人，再由人论事。所谓就事论人就是通过历史人物的事迹来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而由人论事就是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结出带有普遍意义的通则。赵翼通过对王安石的评价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适用于局部地区的政策不一定能在全部地区推广，因为各地的情况不一样。赵翼的这种思想就是放在今天也依然有它的闪光之处。他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王安石变法，而是具体地指出新法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这应该是持平之论。

    乾嘉时期另一位考史专家钱大昕对王安石也有评价，但观点却不相同。他认为王安石与“古来迷国罔上之臣如出一辙”，“非独得罪于宋朝，实得罪于名教，岂可以其小才而末减其狂惑丧心之大恶哉！”[4]（卷7）我们虽然不能据此断言赵、钱二人学术的优劣高下， 但至少在如何评价王安石这一点上，赵翼的见识远远高过钱大昕。难怪钱大昕为《札记》所写的序言中也承认赵翼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议论平和、识见宏远，看完《札记》后使自己出了一身汗。仔细品味钱大昕为赵翼《札记》所作的序言，当知不是泛泛的客套语。

    宋金和议是历史上的敏感话题，对与和战有关的历史人物进行评论要冒一定的风险。赵翼却大胆地对宋金之间积极参与和议的赵良嗣进行了评价。赵良嗣原名马植，他因上书建议北宋与金朝签定海上之盟、收复燕云之地而被宋徽宗赐以国姓。赵良嗣主张和议并为之南北奔走，不辞劳苦。后来因为北宋在处理金朝张觉降宋一事上激怒了金朝，致使海上之盟被毁，图燕之策失败。“追论祸始”，赵良嗣处以大辟，而后人在修《宋史》时又把他列入奸臣传中，与蔡京同传。赵翼认为《宋史》对赵良嗣的处理殊非“平情之论”。他指出，图燕之策固然是赵良嗣提出的，而且这也是后来招祸的主要原因。但赵良嗣只是提出建议，是否采纳执行仍取决于朝廷的执政大臣。在后来的运作过程中，赵良嗣“往返六、七，颇能缓颊尽心，与金争议”，既维护了宋朝的尊严，也保持了自己的气节。如果不是后来朝廷的执政大臣在张觉降宋一事上处置失当，“金人也难遽起兵端，而中华疆土复归版图”，赵良嗣不应该列入奸臣传，而应该列入功臣传。在朝廷执政大臣处理张觉降宋的过程中，赵良嗣多次上书朝廷，反对贪小利，昧大计，轻易地接受张觉投降，认为如此以来，就会失欢强邻，后悔莫及。而当时的执政大臣醉生梦死，无人理会。结果金朝果然以此为借口，兴兵南犯，不仅新得失地全部尽弃，且徽、钦二帝被掳，岁币又增。赵翼认为罪魁祸首应该是王黼，而不应该是赵良嗣。

三、纵横比较见短长

研究方法在任何学术研究领域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好的研究方法更易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学术研究中较为常用的方法，赵翼在《札记》中大量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如此。

    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有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相异性，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的相似性、相异性及其产生原因，会使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三国是中国历史最富色彩的时代之一，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孙权都是成功的政治家。赵翼没有对他们逐一进行全面的评价，而是抓住对政治家来说最为重要的用人问题，在同一条目里进行比较研究，放在一起评价，既减少了不必要的笔墨，避免了重复，又使三位历史人物的形像在比较研究中更加清晰明朗。赵翼首先注意到了“三国之主皆能用人”的共同点，然后指出三人在用人上还有许多不同点。曹操用人是“以权术相驭”；刘备用人是“以情性相契”；孙氏兄弟用人是“以意气相投”。赵翼又排比史料以证明自己的结论，特别是对曹操“以权术相驭”的用人进行了历史考察，对其用人特点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把他的用人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曹操“方欲集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指出了曹操前期度外用人的历史原因。在后一时期，北方其他的割据势力被曹操渐次荡平，其地位日益巩固，便不能容忍异己之人，杀孔融、戮许攸、诛姜圭，连奉为谋主的荀彧也因阻止曹操行九锡大礼而被逼饮药，指出了曹操用人的变化及其原因。这样一来，曹操用人“以权术相驭”的结论也更加坚实可信了。同时通过对三人在用人上的比较研究，对三人的褒贬尽在其中。

    赵翼还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中国历史悠久，前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很值得后人总结汲取，因此后世有的政治家便把前朝的某一人物作为自己行事的榜样着意模仿。这样，史家在进行历史人物评价时就有必要把所评价的人物同他所取法的以前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分析其异同。赵翼正是这样做的。由于他注意到刘邦、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平民皇帝，相似之处甚多，因此在《札记》卷32、卷36中，专门写了“明祖行事多仿汉高”、“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等条目，成功地进行了比较研究。赵翼指出，在朱元璋起兵反元初期，就以刘邦自期。他的谋士也都劝他仿效刘邦。李善长对他说：“汉高起自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公濠产，距沛不远，法汉高所为，天下不足定也。”于是朱元璋便有一个可资借鉴的开国皇帝为榜样，在用人行政上处处模仿他。定都金陵时，建造豪华壮丽的宫殿，用意是模仿萧何建造未央宫；迁徙江南富人14万户于中都，是模仿汉初迁徙齐、楚大族昭、屈、景、怀、田等以充实关中；分封子弟于各省以建藩，是模仿汉初分封刘交、刘贾等为诸侯王；下诏天下民年80以上赐爵里士、90以上赐爵社士，是对刘邦赐民爵七大夫以上的模仿。甚至朱元璋在劝谕其臣下时也明白地说要模仿刘邦，他对孔克人说：“秦政暴虐，汉高以宽大驭英雄，遂有天下；今群雄峰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无所成也”。赵翼充分肯定朱元璋在用人行政上对刘邦的模仿，认为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赵翼也批评了朱元璋在兴胡蓝之狱，诛戮功臣上盲目模仿，取法过甚。

    赵翼撰写《札记》时，爆发了几起农民起义，对现实的关注促使赵翼从历史上去注意农民起义这个问题。赵翼在《札记》的明史部分对明末农民起义进行了集中的研究，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而对明末李自成起义，则予以更多的关注，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把他与唐朝的黄巢相比，认为这两位“盗贼”有5点相似之处：第一， 两人都是在最初的农民起义首领被害后受人推举为“盗魁”；第二，两人都率领起义军攻下封建王朝的都城，开国建号，建立农民政权；第三，两人都是在政权建立后不久即被迫撤离都城，接着便节节败退，直至全军覆没；第四，两人在起义过程中都对儒生采取了宽大的政策；第五，两人的最后归宿都是史乏明文，迄无定论。当然，赵翼研究李自成、黄巢起义的目的是为“有国有家者”提供解决农民起义问题的历史经验，而这一点也正是赵翼经世史学思想的充分体现。

四、重视下层人物的历史功绩

人是历史进程的主体，人民大众是这个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传统史家，赵翼当然不能自觉地意识到人民大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根本作用。这也是我们不能苛求前人的。但值得指出的是，赵翼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并没有仅仅注意帝王将相，尽管其主要评价对象乃是帝王将相。在赵翼的笔下，也有一些处在社会下层的普通人物，黄道婆就是其中之一。

    黄道婆是元朝松江乌泥泾人。少年时流落到崖州，从黎族妇女那里学来纺织技术。后来回到家乡，向乡亲们传授技术，改进生产工具，促进了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是对黄道婆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来没有人给予应有的注意。陶宗仪《辍耕录》只是记载了黄道婆向乡亲们传授技术的情况，“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王逢在《梧溪集》里也只是指出黄道婆传播的新技术解决了千余家的生计问题，仍没有予以足够的评价。

    嘉庆十六年（1811），84岁高龄的赵翼来到黄道婆祠，写下了《题黄道婆祠》：“一技专长济万邦，故应祠庙赫旌幢。高楼占天不占地，平水通海又通江。未有蚕桑人挟纩，共勤机杼女鸣窗。君看莺脰湖边月，夜夜寒灯剔短釭。”诗中对黄道婆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认为她“一技之长济万邦”，其地位应该与兴邦济世之功的显要人物相比。在封建社会里，一位史家能够关注并公正地评价一位普通劳动妇女的贡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赵翼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特别注意挖掘小人物的事迹，表彰小人物的气节，认为他们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做到了许多达官显贵做不到的事情。在赵翼的家乡，有一处阎典史祠。这位阎典史名叫阎应元，字丽亨，顺天通州人。明末崇祯时任江阴典史，崇祯十七年（1644）升任英德主簿，因道路阻隔，寓居江阴。顺治二年（1646），南京及江苏各城皆为清兵所占，阎应元聚众守江阴80余日，抵抗清兵24万，使清军付出了7万多人的代价。最后寡不敌众，城破被俘，不屈而死。 对这样一位位不过典史的县级小吏，赵翼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表达了崇高的敬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乾隆十一年（1764），青年赵翼写下了《题阎典史祠》，精练地叙写了阎应元抗清的过程。“明季虽多殉节臣，乙酉之际殊少人。将帅降幡早竖垒，公卿款表先趋尘。高门王谢献城亟，盛名巢由拜路频。何哉壮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史。”以弘光小朝廷文武大臣的望风迎降衬托出阎应元的高尚气节。嘉庆七年（1802），76岁的赵翼再至阎典史故居，写下了《沙山吊阎典史故居》：“十三万命系君身，哪得山村做隐沦。报国岂论官最小，逆天弗顾运维新。断头巴郡无降将，嚼齿睢阳至食人。今日经过投袂处，百年犹觉胆轮阍。”赵翼的咏史诗里评论过很多历史人物，但两次写诗评论同一个历史人物的并不多，可见阎应元这位小人物在赵翼心目中的地位，也显示了赵翼评价历史人物的人民性。

    赵翼在对大量的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自觉地实践着自己的准则和方法，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作为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赵翼．瓯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

    [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3．

 【资料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