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史学家赵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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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知名的诗家、诗评家、史学家和考据学家赵翼（1727—1814），字耘菘，号瓯北。祖籍河北，是宗太祖赵匡胤的廿五世孙。雍正五年，出生于武进戴溪桥家境清贫的农家。全家九口仅有薄田一亩八分。他三岁时每天能识字数十，六岁跟随做塾师的父亲到西黄埼张氏馆读书。十二岁学做科举文章，一日成七篇，“人皆奇之”。十四岁时“正式作诗文，以应举业，落笔往往出入意表”，人们视为“神童”。父亲去世后，少年瓯北十六岁就挑起沉重的生活担子。母亲靠织布收入，补贴家用，还时常断炊。一年放学，他步行回家，途中遇见一中年农民携幼童送别妻子，相对哭泣，十分凄惨。他上前询问原委，了解到男的是佃农，因缴不起田租，妻子被迫抛下孩子到地主家做工抵债，于是毫不犹豫地将所得束修二十两纹银悉数送给他们去缴租。回到家里，才知家无隔宿之粮。大年初一早上，夫妇俩到野地里挑了半篮荠菜，煮了一锅菜粥度春节。后代子孙每逢春节尝食荠菜咸粥，以怀念祖先。

乾隆十五年，应顺天（北京）乡试，一举享才名。四年后会试，中明通榜，又考取内阁中书舍人。廿一年自内阁被选入军机处，深得大学士傅垣的赏识，却遭同僚嫉妒，遭蜚语中伤，于是出军机处，复入内阁。后来再直军机处。

乾隆二十六年（1754）参加恩科考试。他在殿试策中，提出“裕民之计”，刘纶等九位主考官统统赏识他的见解，都在试卷上画圈，赵翼的一份试卷独有九个圈，进呈内府，由乾隆皇帝弘历亲自拆封，竟是一甲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是浙江的高望，两人都是江南人，第三名是王杰是韩城人。乾隆就以清朝开国以来，陕西尚无一名状元为理由，将瓯北与王杰的名次对调。瓯北声名从此大噪于朝野。

他在翰林院任编修时，参与《通鉴辑览》的修撰工作；嗣后历任广西镇安知府、广州府知府、贵州分巡贵西兵备道观察，为官颇有政声。他在镇安知府任内，革除一大弊政深得民心。按政府平常仓谷春借秋还，镇安习俗，收禾后摘穗成把，不用斗量，盛足筐中秤称记数，官仓出借时，连筐五十斤，还仓时，于五十斤之外，加筐五斤，息谷五斤，又折耗五斤，相沿日久，成为陋习。瓯北到镇安一年后，奉命从军缅甸，地方官买马接济滇军，特制一百二十斤的大筐，百姓深受盘剥，苦不堪言。他回镇安后，开府仓，仍用旧筐，为防止仓吏舞弊，下令在秤杆的六十斤处凿一小孔，把锤绳穿挂其中，加以固定，交给还粮的农民自称。凡是挑两筐来还谷的，都能剩下一筐，“饭食醉炊，欢声溢阛阓”。后他因事去南京，归顺州（今靖西县）州牧就伙同监仓官，强行恢复大筐收谷。州民陈恂等赶到南宁向瓯北告状。他随即命人将州牧等人缚之于众，退还多收的粮食。镇安百姓对他感激不尽，每次出巡，村民争先恐后用竹轿抬他进村，奔走相告说：“赵公来了！”他与父老同桌进餐，有时还自己带酒。他对镇安发生浓厚的感情，当地人民也最怀念他。他调任广州知府后，陈恂等七十余人，跋涉四千余里送万民衣伞到广州，后来还为他立“生祠”，直至光绪年间，镇安人民还说：“昔赵瓯北以硕学鸿儒来守斯郡，政声洋溢。”

他在广州知府任内，处理一起海盗拒官兵案，未曾按律将一百零八名江洋大盗全部处死，而是根据案情量刑，杀三十八人，余遣戍。后同僚疏刻，吏部以违律议处，降一级使用。由此他产生了潜退消极思想，以母亲年高为理由，极力辞官，四十七岁归隐故乡戴溪，初度林泉生活。

乾隆四十八年时，因儿女渐长，乡间屋舍“不能容婚取”，于是购得城内前北岸人官房一所，移居常州。归里后不久，他写了“不能立勋业，及早奉身退；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这首诗透露了瓯北不能立勋，又不欲埋没自己的文才一绮思，于是就以著书传世，“退休”生活开始了新的事业。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前北岸湛贻堂山茶厅的书房“萧斋”中著述自娱。“俯仰此身何所托，一灯寒照二毛纷”、“撑肠五千卷，纵目廿二史”，“一灯荧荧，寒暑罔闻”，充分说明他著述工作的辛劳。他归卷帙浩繁的史籍作系统致密的考订工作。他对纪传颇用功夫，考据赅博，识见精审。他所撰写的影响深远的考史巨著《廿二史札记》就花了二十年时间。在史学方面《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的《二十二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合称为清代三大考史巨著。梁启超认为“赵翼之《廿二史札记》，此书虽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1910年日本史学家以投票方式选出孔子、司马迁、左丘明、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顾炎武、顾祖禹、赵翼和崔述等十人为“中国史学家十杰”。加拿大汉学家浦立本教授赞扬说：“赵翼能超越孤立的繁琐事实之上以观察，自其中归纳出社会史与制度史发展趋势的通则，此类通则，为近代史学家所试图建立者。

八十年代，蔡尚思在《书林》第五期《哪些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一文中列出文学十种、史学六种、哲学思想方面二十种以及科学四种，共四十种书目，其中就有赵著《廿二史札记》。他认为这类文化名著，“不要说大学生、研究生、就是高中生，也应当读一读，以便得到基本常识。”近代史学家陈垣教授生前曾写了“百年史家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的楹联。日本京都大学于1983年还开设《廿二史札记》专业课程。

瓯北不仅邃于史学，且工诗文，他传给后代的诗作，凡四千八百七十二首，内容宏富，涉猎广博，有关古今兴亡、国家盛衰、黎民疾苦，乃至边关野驿、土货洋器、辑诗雕版、草木虫鱼，无不包容，可谓洋洋大观，在中国诗史中实为罕见。已故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长匡亚明先生曾为《赵翼诗编年全集》题曰：“千古独步，史家绝吟。

    他有丰富的政治经历，常借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孩提时，家境清寒，因而非常赞同挚友洪亮吉提出的人口论，说：“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如今直欲禁婚嫁，始减年年孕育繁。”他也常借诗表达自己对文学的见解。在《论诗》绝句中说：“只眼须

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指出评论诗作不应人云亦云，应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诗作的另一特点是用诗代替杂文，一针见血地痛砭时弊，讥讽世态。由于个人仕途乖戾和官场失意，他在《感事》一诗中写道：“尺波将涸鱼先散，一骨才投犬共事。”活画出封建社会中趋炎附势的小人的丑态，又如“何处夫已氏，作史印悬肘，望门计民赀，掩取鱼人笱。”谴责贪官悍吏搜刮民才，同时流露出愤世不平的心情。

他还研究自然地理，细心观察天候，并通过诗阐述科学原理，作出正确的论断。如“如日月之运行，以东西为程，寒暑之早晚，则南北为限。吾尝出塞北，八月已大雪。又尝游滇中，冬至桃花红。江南黄梅雨，京畿在大暑。闽南腊月蚊，浙东蛙春风。此皆亲身历，非自传闻得。大概气早运，百里一日差，从此计天咫，三万六千里。”（《静观》之一）在乾隆年间，能将自然现象运用形象思维，通过艺术形式加以表达，这种大胆的创新精神，在历代诗坛，亦属罕见。

    他的诗不固于唐，不规于宋，而能于唐宋之外，另辟蹊径，当他将刻诗集时，有人评论他的诗：“虽不如唐之杜之美（甫），已过宋之杨诚斋（万里）”他回答：“吾自为赵诗，安知唐宋。”他的诗，反对复古，强调“争新”，反对“因袭”，提倡“独创”。他在《论诗》绝句中写道：“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

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天工”指自然界的规律，“人巧”是指人的认识。这几首诗表现了客观世界事物发展的观点，而且领悟到人的认识与自然界同在日新之中的深刻而清新的道理。“作为两百年前的封建社会的诗人，能有这样精辟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当代文学巨匠矛盾生前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

嘉庆七年刻《瓯北诗话》（又名《十家诗话》）十卷续二卷，论诗有较正确的评论，态度也较为严肃，同样突出反对复古，强调“争新”，主张“创前古所未有，十分重视意新、语新”。在尊唐崇宋的复古气氛里，这是对盲目崇古的诗坛一股有力的冲击，也是诗学上的革命理论，因而与同时代的袁枚、蒋士铨齐名，享有“乾隆三大家”的称号。王治本于《梦楼诗集》（1883）序中说：“日本与我邦素通文教，尤喜吟咏，凡唐之李、杜、元、白、宋之苏、黄及近代之随园、瓯北、船山、梦楼诸家，靡不家置一编，晨夕课诵。”可见他的诗在国外也是受欢迎的。

1997年，瓯北诞生二百七十周年之际，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国文献学家华夫教授主编的《赵翼诗编年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中国文坛最杰出的史家之诗”《瓯北集》；我市文教界、新闻界、收藏界人士五十余人假座市政协大楼集会纪念这位文史大家。

今春，无锡马山区人民政府拨款修复马迹山赵翼墓，使之成为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内一处历史文化含量最高的景点。赵翼在史学上和文学上的成就与贡献，将同这座“白银盘中一青螺”的巍巍马迹山一样永存。